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

  唐宋士人接受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受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过程,亦是发掘、凝练李白作品经典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士人特立独行的风操气节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时期、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经典内涵。32)等儒家的三纲五常规范李白的诗歌,试图以此确立李白诗歌的价值,但同从教化、家国出发否定李白诗歌价值的路数一样,都未能揭示李白诗歌作为经典的真正价值。但是李白诗歌与唐宋士人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何处?扩而展之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何处?李白和杜甫,各称诗仙、诗圣,不同的称谓反映出他们的诗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所做出的不同贡献。

  内容提要:经典是文本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经典都有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李白诗歌亦不例外。作为天才诗人,李白经典地位的确立,就在盛唐当代,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唐宋士人接受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受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过程,亦是发掘、凝练李白作品经典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士人特立独行的风操气节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时期、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经典内涵。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4)阶段性成果。

  所谓经典,就是意义持久、价值深远,堪称文学典范的名作。中国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学经典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经典以活性文化的形态,在历代得到传播,并参与到历代文化建设中去,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自有其文本的价值所在。但经典之被确定为经典,则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经典的形成都会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学作品在其长远的历史传播过程中,其文学的典范意义和价值逐渐得到发掘凝练、不断受到尊崇,文学史地位不断强化的经典化过程。但是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些经典名扬当代,后世亦有盛誉;有的则埋没当代,却获得后人的肯定。李白的作品,即属于前者。作为天才诗人,他的经典地位的确立,就在盛唐当代,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关于李白的诗歌,已有文章论述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经典化①。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扩展到宋代,试图进一步确定李白诗歌成为经典的时间,并阐述李白被经典化的价值取向。

  对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考察,可有多个途径,但大致不离制度的干预、文本传播和批评阐释三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制度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影响,主要表现为仕的铨选与其相关的教育,如经书的经典化。此外还表现为皇帝及名臣的态度。李白的诗赋,在李白活着的盛唐时期,就负有盛名。李白诗歌的经典化,首先来自帝王、朝内外名士对李白诗歌的尊崇。天宝中,李白被唐玄宗召入翰林,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②名动京师。然而,李白是以什么闻名于朝廷的呢?是玄宗所谓的道义吗?李白在未被玄宗召见之前,确实是在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蓄其声名的,他结交道士,学纵横术于赵蕤,自命策士,学剑山东,以侠自任,仗剑去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万。这些的确也给他带来一定的名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就说他“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③。尤其是出蜀之后,李白有意识地投刺名流,自然也给他增加了名气。但是,真正让他成名的不是什么“道义”,而是才名,更确切地说是诗赋,如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所说,李白是“以诗著名,召入翰林”的④。李白以诗文名被朝廷召入翰林,又以诗文为朝廷所用,甚至所崇。任华《杂言寄李白》:“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⑤可见当时李白的诗在宫中颇为流传。在帝国政治就是帝王政治的社会中,唐玄宗对李白的厚遇与推崇,无疑会广泛扩大李白诗歌的影响。

  李白诗歌之被重视,当然不是首先来自帝王,而是当代的名士。与李白同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杜甫写了十二首或赠、或忆李白的诗,其中有《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⑥《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全集校注》,第1册,第107页)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第1682页)杜甫这三首诗,恰恰是从李白为人个性和其诗歌成就两个方面评价李白的。对于李白的个性,杜甫诗描绘了他任情使性的纵放性格;而评价李白的诗,喻之为鲍照和庾信,风格清新俊逸,诗思飘然不群,惊风雨而泣鬼神,同时代诗人中,无出其上者。这既可以证明李白诗在当时的影响,又可看出时人对李白诗的高度评价。当然,杜甫当时还算不得名士,他的话在当时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要借贺知章这位名士评价李白的话,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但是,杜甫这位伟大诗人对李白人格个性及其诗歌风格、艺术成就的准确把握和高度评价,对其后却影响深远,对于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李白同时的另外几位名士的盛名,非杜甫所能比。他们推举李白,在玄宗朝应有很大影响。李白在世时曾经委托身后整理文集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七子至白,中有兰芳。情理宛约,词句妍丽,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⑦李白《对酒忆贺监》诗序亦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⑧李白因为元丹丘而认识持盈法师。但魏颢未言因何而与元丹丘成为朋友,又因何而被持盈法师接纳。因为都信道教,自然是其主要原因,不过从魏颢文章的前后文看,李白与元丹丘及持盈法师的交往,还在于他神出鬼没、与古人争长的诗文,李白也因之而进入翰林。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以诗著名,召入翰林”的话,可与此相互印证。至于贺知章,曾做过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他不仅仅是掌管遴选士子的官吏,还是才学殊胜方可进馆的集贤学士,“学士怀先王之道,为搢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⑨。他对人的评价,当如汉末士人领袖李膺品评人物,凡经其品评者,皆如鱼跃龙门。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不仅仅是对其风神相貌的评价,也包括了对他诗文的印象。孟棨《本事诗》云:“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⑩李白诗因此而“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名声愈发大起来。正因为李白在当代名士中有这样大的声名,所以魏颢才“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11)。由此可见,李白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在当代就已经确立。

  李白经典诗人地位的确立,从这一时期的唐诗选本也可进一步得到证明。盛唐时期的唐诗选本现在可见者,有《河岳英灵集》《搜玉小集》和《国秀集》。据傅璇琮、李珍华考证,《搜玉小集》“所收诗人,大部分属初唐时期,少数几个,如裴漼(《书》卷一三〇),许景先(《书》卷一二八),韩休(《书》卷一二六),以及王

  、余(徐)延寿等,均生活至开元初、中期。无开元中后期及天宝时诗人……从这些方面看来,《搜玉小集》当编成于开元后期或天宝前期”(12)。此集未收李白。《国秀集》为唐人芮挺章于天宝三载编就。因所选为“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的诗人,而且是“风流婉丽”“可被管弦者”(13),李白、杜甫均未入选。李白未入选以上两个选集,原因是比较清楚的。二书以创作成就集中于开元时期的初唐诗人为主;而李白,虽然天宝初即有诗名,但是他的代表作多在天宝入朝之后,宜其不入选两本选集。

  到了以盛唐为主要选诗方向的《河岳英灵集》(14),殷璠不仅入选李白,而且一下子就编入十三首:《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15)《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乌栖曲》。任何文本的经典化过程,都有一个经典的价值揭示与凝练过程。《河岳英灵集》之于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对李白其人及其诗文个性特征的揭示。“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20-121页)“志不拘检”,是对李白思想个性的概括,认为李白思想不受世俗约束,纵情任性。这应该是李白思想个性最早的概括。对李白的诗文,殷璠则概括为“纵逸”及“奇之又奇”。纵逸,即情思与表现风格的奔放不羁。“奇之又奇”,则是李白代表作的独特意象、情感给人造成的出人意表的惊异感。这两个方面的概括,准确把握住了李白诗歌的特征。还有一点,殷璠溯其源头,找到了李白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楚辞传统。其二,是对李白代表作的遴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答俗人问》《乌栖曲》等代表作多数在编。而这些代表作又印证了李白“纵逸”与“奇”的风格。由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我们看到,从李白经典化之初,就捕捉到了这位伟大诗人思想纵逸、诗歌豪放的特点,突出了其作品奇之又奇的艺术价值。从此后历代评价李白的言论来看,最初的评价基本上奠定了历史评价的基调。

  中唐时期,有人开始比较李白杜甫优劣,出现了扬杜抑李现象。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6)

  中晚唐所编诗选,有《箧中集》等八种。《箧中集》为元结乾元三年所编,收录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唐人选唐诗新编》,第299页)者,凡七人,二十四首诗。因收录的诗人,是或已经去世,或乾元间还在世、贫贱无禄位的人,因此李杜等诗人都未入选。元和间,令狐楚编《御览诗》,“所收三十位诗人,都是肃、代和德宗时人,即主要是大历和贞元时代的诗人。有些人虽生活在元和,但收诗极少,如张籍只一首,诗体基本上为五七言律绝,风格以轻艳为主”(17),盛唐诗人不在其选。高仲武贞元初编的《中兴间气集》,所选二十六位诗人,都是肃宗和代宗时人,不选盛唐诗人。所以郑谷批评说:“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18)姚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二十一人、一百首诗,编成《极玄集》,盛唐诗人选王维和祖咏,但“此书所采不越大历以还诗格”,“诗多寒瘠”(19),未选李白在其情理之中。及至韦庄,受《极玄集》启发,于光化三年编成《又玄集》,以杜甫、李白为卷首,选李白诗四首《蜀道难》《古意》《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其中《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唐人选唐诗的另一重要选本,是后蜀韦縠编《才调集》。据其自叙:“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20)计收一千首,其中卷六收李白诗二十八首,是唐人唐诗选本中收李白最多的本子,所选多为写男女相思或离情者,与《河岳英灵集》相比,可见所选篇目,乃是韦縠的偏爱,不完全代表李白的基本风格特征。